皮膚科門診如果遇到小病人，通常場面都很平和，大多只需要讓醫師遠遠看、近近看、摸摸看，就可以無痛結束；唯獨遇到冷凍治療，因為會痛，會讓小孩哭天喊地，痛完之後，有禮貌的爸媽還會要小朋友跟這個讓他很痛的阿姨，說謝謝。
我常常心想，這些做冷凍治療的孩子們，心中一定很矛盾，覺得這個心狠手辣的阿姨，每次都讓我這麼痛，為什麼爸媽要我跟這個討厭的阿姨說謝謝呢？
看著小孩痛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還要一邊抽抽噎噎，一邊從牙縫裡擠出含糊不清
如果今天討厭我的，不是不懂事的小孩，而是大人，甚至是我治療中的大人，那我該怎麼面對呢？
好多年前，當我還在醫學中心擔任住院醫師的時候，就曾經過發生這樣一件事。
患者是一位八十五歲的阿公，糖尿病、高血壓、慢性阻塞性肺病集一身，這次住院，是因為左腳背感染，擔心併發蜂窩性組織炎，因而住院接受治療。
住院打了幾天抗生素，阿公的左腳已經消腫，當初住院的治療目標已經完成，照理說，可以辦理出院了，然而，阿公的身體狀況，卻越來越差。
原來出問題的不在左腳，在右腿！
需要截肢的右腿，無法接受的選項
阿公因為長年血管阻塞，右腳腳趾已經有兩根完全黑掉，這次住院期間，右側小腿也開始紅、腫、熱，即使左腳的感染已經明顯緩解，右腿的腫脹讓阿公即使坐著，也會有點小喘。
其實阿公一直都在醫院的內科、外科門診規律追蹤，所以他右腿的狀況，阿公本人、家屬、長年照顧他的醫師都清楚，這次誤打誤撞的住進皮膚科病房，家屬也很希望右腿的情形能積極處理。
身為一位皮膚科醫師，我當然不可能放著快要引發敗血症的右小腿不管，只管左腳就說病情穩定，於是我照會了心臟外科醫師，評估右腿接血管的可能，心臟外科醫師看了之後，只是搖搖頭的說：阿公的血管早就不堪使用，要活命，恐怕只能截肢。
即使消息很沉重，身為照顧他的醫師，我有義務要告知這項讓人失望的治療計畫，於是我當著阿公，與圍繞著他的兒媳、孫女們，直接宣布這個殘忍的決定。
當下阿公的親屬們，面面相覷，顯然＂截肢＂這個選項，完全不在他們計畫之中；然而阿公的病情，只打針、吃藥，其實已經控制不下來，我請家屬們考慮，同時照會骨科醫師，來評估截肢手術可行與否。
隔天，家屬告訴我，他們聽說血管阻塞可以做高壓氧治療，希望能用高壓氧，幫阿公爭取一線生機，不要截肢。
高壓氧在我們醫院，也是屬於骨科的管轄範圍，於是我一併請骨科醫師評估高壓氧治療或是截肢的可行性。
我還記得，那天骨科醫師來病床旁邊探視阿公時，我也在場，他看完阿公的右腿後，不發一語，一直到了護理站旁，他才開口。
一碰就碎，碎了就要賠的乾隆花瓶
［你們皮膚科，怎麼會收這種病人？］他劈頭就這樣問我。
［他是因為左腳感染收住院，左腳感染好了，怎知原先就有大問題的右腿越來越差，病人的狀況也不好，因此住到現在。］
［這種病人，腳趾頭黑掉好幾個月了，表示血管早就壞掉了，自己的內科疾病又這麼多，糖尿病、高血壓、肺功能又差，是個乾隆花瓶啊！］
所謂的乾隆花瓶，就是指外觀看起來來好好的，但是其實非常脆弱，一碰就碎，正因為看起來好好的，通常家屬的期待值也很高，不會意想到死亡會是可能的併發症，因此，醫界裡提到＂乾隆花瓶＂的病人，其實就是醫療人球，千萬碰不得，一碰就碎，碎了就會被要求賠償。
［我知道他的情況很差，所以心臟外科說他們不收，請我們找骨科您來評估。］
［這樣啦！刀我幫你開，可是開完刀，我們不顧，請你們自己顧病人！］來會診的醫師沉吟了一下，嘆了口氣後這樣回答我。
事到如今，病人已經在住院了，不幫他解決怎麼行呢？然而，要皮膚科醫師處理截肢後的傷口，以及可能有的內科問題，其實已經超過了我的能力範圍，這勢必是一場硬仗。
跟主治醫師討論之後，我們還是幫阿公預排了麻醉照會，以及準備手術的前置作業。
就在手術即將執行的前一天，發了許久的心臟內科照會單回來了，裡面只短短的寫了一句話：
＂我們會接手治療這位病人＂
原來阿公一直規律回診的心臟科主治醫師親自來病房邊探視他，看過他的情形後，決定把阿公收到心臟內科治療，幫阿公處理後續情形。
聽到這個消息，主治醫師跟我都鬆了一口氣，阿公的病情複雜，相信他的心臟內科醫師，能幫他安排最適切的治療。
醫生，我阿公很討厭你
辦完轉床手續後的兩星期，有一天，我在醫院走道上巧遇阿公的孫女，我順口問了一下阿公目前的情形。
［我阿公前幾天開完刀了，已經截肢了。］孫女不帶感情的這樣說。
［現在情形還好嗎？］我點點頭，順口問一句。
［還可以。］孫女的表情始終很冷淡。
［那就好！］知道阿公還健在，其實我放下一顆石頭，依照阿公的身體情形，開刀後能不能順利存活，是很大的考驗。
孫女轉過頭，準備離去，突然像想到甚麼似的，突然回過頭，送我一句話：
［醫生，我阿公很討厭你，他說你這個女孩子，一直想要把他的腿鋸掉！］
那個當下，我禮貌性的扁扁嘴，擠出一個類似微笑的表情，向孫女點個頭之後，我就離開了。
然而那句話，卻像一顆石頭丟進湖裡一樣，在我心裡泛起陣陣漣漪。
指責可以洩憤，卻不能讓我們更好
醫師的本業是救人，並不是討病患歡心，即使這個治療選項讓人無法接受，然而該說的還是要說、該做的還是要做，如果讓患者期待過高，到頭來發現治療結果跟預想的相差太遠，會衍生出更多問題，甚至會讓患者憤而提告。
醫病溝通的過程中，有很多技巧，可以讓雙方歧見降低、對治療取得共識；然而，在危及生命的時刻，我通常選擇單刀直入，告訴家屬：再不治療，病人就會死，就是因為我不願意家屬存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以為病人看起來好好的，就是沒有大問題，可以輕鬆過關。
事隔多年，回想起那一句話，我的心裡還是有些震動。然而，如果時光倒回，回到當初我還是個住院醫師時，我會怎麼做？
如果可以，我想我會請所有的會診醫師與主治醫師、社工人員，一起與患者、家屬開誠佈公的討論，在可以接受患者死亡的前提下，或許截肢不是唯一選項；如果希望患者能夠活命，就必須接受截肢。
然而，有多少個生死存亡的關頭，能夠允許我們約好時間、地點，與各科醫師、與家屬一起開個共識會議呢？如果家屬對醫師本身不存在信任，開多少個共識會議也只是各說各話、浪費時間罷了！
指責雖然可以讓心中怨氣有個出口，卻無法讓醫療環境變得更好；醫病溝通，絕對不是醫師單方面的努力，患者與家屬，其實才是有效溝通的關鍵人物！
知道讓孩子受苦，卻仍要孩子感謝醫師，與性命救回來了，卻仍然懷恨醫師的家屬，兩相對照，讓人不勝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