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老師問我：長大後想做什麼？當時我的回答是：我想當科學家！小時候覺得科學家就知識分子的頂尖了，站在人類知識的高點，試著帶領人類去探索未知、去航向太空、去觸碰邊界，真是個兼具使命感與高大尚的行業啊！
長大後才明白，科學家的養成不光是會唸書而已，在升學市場中不敗只是取得入場卷，接下來你要會寫文章、懂統計、每天看很多期刊、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申請大大小小的計畫，最重要的是，你要持續能發表文章，才能讓自己維持在這個賽道上面，這裡的發表文章可不是臉書、Threads上那種文章，發表在經過同儕審查 (peer review)的科學性期刊上面，才算是「可以用」的文章。
如果問現在活躍在學術界的科學家：你當初想做研究的初心是什麼？多數人的答案其實很單純：我想知道真相。那是一種很乾淨的好奇，也是一種信念，相信世界雖然複雜，但人類可以透過誠實的方法，一點一點靠近真相。
然而，落實在現實生活中的科學研究，卻常常在幾個問題之間拉扯：這篇研究能不能發表？發表了有誰會收？這本期刊可以換到幾分？我要升等，還差幾篇？
Brian Nosek 博士在 2022 年於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公開演講中，談到一個很尖銳也很誠實的問題：科學的價值，和科學的實踐之間，常常有落差。
我們相信科學應該公開、透明、嚴謹、可重複驗證 (Four Norms of Science by Robert Merton)；但現實中的科研環境，卻常常獎勵那些新奇、漂亮、顯著、容易發表的結果。研究者心裡想追求真相，可是制度卻不斷提醒他：你需要論文、需要經費、需要引用數、需要在競爭裡被看見。
這不是科學家不夠誠實，而是人一旦活在制度裡，就會被制度塑形。說穿了，科學研究最困難的地方，不只是找出答案，而是在追求答案的路上，如何不被獎勵系統悄悄帶偏。
Nosek 很關心的核心，就是「價值與實踐的落差」。一方面，科學共同體相信資料應該共享，方法應該透明，結論應該接受懷疑；另一方面，真實世界裡，研究者可能因為發表壓力，只留下顯著結果，忽略不漂亮的數據，甚至不自覺地把探索性的發現，包裝成一開始就預測到的假設。
於是，科學看似客觀，實際上卻仍然穿過人的欲望、焦慮與職涯壓力。這並不可恥，因為科學本來就是由人完成的。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勇氣承認：只靠個人的良知，撐不起一整個知識系統的可信度。
這也是開放科學運動出現的原因。它不是要責備研究者，而是要重新設計一個比較不容易讓人偏離初心的環境。資料共享，可以讓別人檢查結果；研究材料公開，可以讓別人理解研究到底怎麼做；預先註冊，則能幫助我們分清楚，哪些是假設檢驗，哪些是事後探索。
其中，「註冊報告」是一個很有力量的制度設計。傳統期刊常常是在結果出來後，才決定一篇研究值不值得發表；但註冊報告把審查提前到研究開始之前。也就是說，期刊先看研究問題重不重要、方法夠不夠嚴謹，如果通過，之後不管結果顯不顯著，都可以被發表。
這個改變看起來只是出版流程的調整，其實背後是一種價值宣告：我們要獎勵好的問題與好的方法，而不是只獎勵漂亮的結果。
Soderberg 等人在 2021 年發表於 Nature Human Behaviour 的研究，也支持這個方向。他們比較註冊報告與傳統出版模式，發現註冊報告在研究方法、分析品質與整體論文品質上表現更好，而且並沒有明顯犧牲研究的新穎性與創意。換句話說，嚴謹並不會讓科學變得無聊；相反地，它讓知識更值得被信任。
我覺得 Nosek 的反思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沒有把問題簡化成「誰做錯了」。他真正指出的是：如果一個制度長期獎勵可發表性，而不是準確性，那麼即使每個人都懷抱善意，整個系統仍可能慢慢偏離真相。
科學研究真的夠客觀嗎？也許答案不是簡單的「是」或「不是」。更誠實的說法是：科學之所以珍貴，不是因為它永遠客觀，而是因為它願意不斷發明方法，來對抗自己的不客觀。
真正成熟的科學，不是宣稱自己沒有偏誤，而是願意把資料攤開，把方法說清楚，把失敗留下來，把不確定性也納入知識的一部分。
這也是科學最接近信仰的地方：它相信真相值得追求，但也知道人會軟弱；它相信理性可以帶路，但也承認制度會誘惑人偏航。所以科學需要的不只是聰明的大腦，還需要誠實的制度、透明的流程，以及願意修正自己的謙卑。
也許，科學的客觀不是一個已經抵達的地方，而是一條必須不斷校準的路。
最後，也值得認識一下這場演講的主角。Brian A. Nosek 博士是維吉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也是 Center for Open Science（COS）共同創辦人與執行長。COS 致力於推動更開放、透明、嚴謹、可重複驗證的研究文化，並營運研究者常用的 Open Science Framework（OSF），協助研究者進行預先註冊、資料共享、研究流程管理與研究成果保存。Nosek 也共同創辦 Project Implicit，推動內隱偏誤相關研究與教育。某種程度上，他的工作一直圍繞著同一個問題：當我們口中相信的價值，和實際生活裡的行為產生落差時，要如何設計更好的制度，幫助人重新靠近自己真正相信的東西？這不只是科學界的問題，也是每一個人面對信念與現實時，都會遇到的問題。
本文由作者構思與審訂，並由 ChatGPT 協助整理、撰寫與潤飾。
參考文獻
Nosek, B. A. (2022, February 9). Culture change toward more open, rigorous, and reproducible research [Public lecture].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New Colleg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s and Sciences. ASU event page
Soderberg, C. K., Errington, T. M., Schiavone, S. R., Bottesini, J., Thorn, F. S., Vazire, S., Esterling, K. M., & Nosek, B. A. (2021). Initial evidence of research quality of registered reports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publishing model. Nature Human Behaviour, 5(8), 990-997.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1-01142-4
Merton, R. K. (1973).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N. W. Storer (E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pp. 267-27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2.
